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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的纪念:致平凡的父亲们!

2019-06-16 09:49 秦朔 阅读 11276

作者: 邵鹏

来源:秦朔朋友圈

父亲的平凡

我的父亲很平凡,他已经去世了。

去年父亲节来临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不久。面对父亲节,我一直在想,我若要动笔写一个平凡的父亲的话,应该写些什么?这世界有太多平凡的父亲,作为他们的儿女,应该怎样把一个平凡的父亲记在心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笑眯眯的,不是一个很威严的父亲。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是知道父亲曾经是新四军,是打过日本鬼子的。后来细问父亲,才知道父亲参军后,在敌后兵工厂工作,没有上过战场与敌军战斗过,不像我大伯,出生入死,还曾经抗美援朝,负伤十几次,还奇迹般地活着!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应该算上是老军工,我党培养的第一批技术工人,其实是应该书写在我们军工发展史的第一章。回想起来,我第一次问父亲技术问题,是在看电影《地雷战》之后。

看完《地雷战》,热血沸腾的我就问父亲,电影中的石头雷怎么做,有多厉害?父亲微笑着告诉我:石头雷其实不管用,没有电影中那么厉害,就是吓唬吓唬日本鬼子!炸不死人的。真正管用的是铁做的地雷,让我打消了对石头雷的崇拜。

后来,我问我父亲怎么做手榴弹时,父亲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父亲告诉我,当时做手榴弹用的炸药,大部分是从没有爆炸的炸弹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填炸药时,一定要在身边挖一个一丈深的竖坑。出现危险,就可以随手将手榴弹扔进坑里,全身而退……

这完全颠覆了我当时对做手榴弹这种高科技产品的想象,没想到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就能生产这么厉害的武器。现在回想,人在艰苦卓绝的时刻,以及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仍然可以达成一种目标,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智慧。这种智慧在我们建国后,屡屡出现在建设中,我们造原子弹时,这种智慧还在不停地使用。

等我上中学时,我已经不再迷恋地雷和手榴弹了。当时广播里播出的一个青年节目:吴运铎的一部回忆录《把一切都献给党》,深深地吸引了我。现在的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吴运铎是谁了,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吴运铎是我国最早的兵器制造专家,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

他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GCD。抗日战争中,吴运铎随兵工厂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东北的大连。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吴运铎带着7个学徒,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及各种地雷、手榴弹。为了研发枪弹,他四次负重伤,浑身上下有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瞎,一条腿被炸断,是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

建国后,他主持无后座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课题研究。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91年在北京病逝。

令人惊奇的是,吴运铎还是中国航天奠基人!因为,吴运铎曾经是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首任所长,该研究所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下属的研究所。解放前,吴运铎曾主持设计研制了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解放后,1958年至1961年,任重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老一所即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的前身)期间,组织研制了发射台、发射托架等设备。

吴运铎的回忆录吸引我,起因就是我爸爸。他应该是我父亲的前辈和领导。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在一个系统中工作。吴运铎的回忆录让我着迷了好长时间,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兵工厂中的身影,而当时最让我心醉的是吴运铎研制的一种武器:枪榴弹。

枪榴弹最早是在16世纪末出现的,17世纪有了用黑火药发射的枪榴弹。20世纪初,枪榴弹是利用手榴弹加尾杆,直接插入枪口,用空包弹发射的,依靠子弹中发射药燃烧时产生的冲击波来推动枪榴弹飞行。枪榴弹一般重200~600克,杀伤半径10~30米,最大射程300~600米。吴运铎设计制造的枪榴弹,射程达540米,当时很受部队欢迎。在我的想象里,就是用步枪就可以发射的手榴弹,威力巨大又携带方便,这样配置的部队是我们最早的导弹部队。

再后来,电影《小花》问世,我随后去看它的原著《桐柏英雄》。看完后当时就觉得导演糟蹋了原著。那么精彩的战斗故事不拍,婆婆妈妈拍妹妹找哥哥,真是一种浪费。而小说中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包发射器令我心醉不已,想必也是吴运铎们的发明。

但是,尽管初中的我对吴运铎崇拜不已,我一直没有询问我父亲是否认识他。而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吴运铎。年少的我,每当听完广播中吴运铎的故事,再来看生活中的父亲,就总是感觉时空错位,就总是想父亲应该像吴运铎一样伟大,是一个英雄,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问父亲吴运铎的事情才对,但当时鬼使神差的我,一直都没有问父亲,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当时不想拿父亲和吴运铎比,不想在心里承认父亲就是一个平凡的父亲!

父亲的人生

解放以后,父亲复员了。他没有像吴运铎那样浑身是伤,成为党员和领导,而是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山东老家。同时入伍的同村人,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比他晚入伍的大叔,也负伤回到了家乡。而我的大伯,则一路杀过鸭绿江,虽然多次受伤,但神奇般地凯旋。直到七十年代,他转业以后,在开封找到了我的父亲。

当时的情景我历历在目:大伯在空分厂的家属区,一栋楼接着一栋楼去问我父亲的住处,在我家楼前,询问的人正是我父亲本人!两个人少小离家,再见已人到中年,竟不相认,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潸然泪下……

父亲没有入党,也没有当官,而是作为一个技术工人,被安排到了大连的工厂。后来,父亲随着新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地迁徙,先是到了洛阳矿山机械厂,后又到了开封空分厂,一直做着老本行。在那个激荡的年月,政府给了父亲最高的认可——八级工。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个八级工没有概念,但当时对于工厂的工人来讲,这是除了干部以外,神一样的存在。当时刚入厂小青工每月18块钱,而父亲八级工的工资,是七十多块,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人和我远在大连的爷爷。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中年的时候,脾气很好,总是笑眯眯待人,没有和邻里发生过冲突。但我见到父亲极其严厉的一次,是我们一群小孩正商量要干一件大事的时刻:我们准备爬厂子里最高的那个烟囱!现在细想,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那个烟囱,与我们要爬的那个烟囱相比,绝对是小儿科!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起意爬烟囱了。但我对父亲的那一声怒吼绝对铭刻在心。当时有几个小伙伴已经开始攀爬,我正在摩拳擦掌,父亲的怒吼阻止了这一切:我们乖乖地放弃了这个伟大的行动计划。从此,一旦看到这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都会听到父亲那个声音:下来!

其实,在父亲的工厂里,比这个危险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在文革期间,空分厂的子弟,基本上都是在工厂里玩大的。在工厂的后院,有一大片空地,不仅杂草丛生,灌木茂盛,而且堆积着各种废料。最神奇的废料是一个毛主席的纯铜塑像废品,残缺不全又大大咧咧地堆放在那里。据说这是第一次铸造失败的结果。而铸成的毛主席巨大铜像伫立在当时空分厂的大门口,改革开放后,好像是捐赠给了韶山。因为韶山我一直没有去过,也就无法考证了。

其实,在厂子里玩,最危险的是高速运转的机床和巨大的零件材料!我总是迷恋在车床加工零件时,车刀像切豆腐一样,切割金属。车床一开,飞速旋转的金属废片像刨花一样盛放。倘若一个金属废片飞溅出来,必伤无疑。但工厂里的父亲们,往往对此熟视无睹,孩子们在车间里穿梭,也没有人制止。

现在想想,一边是车刀飞速旋转,一边是孩子嬉戏打闹,而高空的行车又缓缓而行,是怎样荒诞又惊心的场景,但也神奇,那些年确实没有出现孩子重伤的事例。

当父亲去世之后,我回顾父亲的人生,不禁感慨,当时的人们究竟是怎样选择人生的呢?父亲经历的时代,真是波澜壮阔,少时是民国、青年是抗战、成年是解放战争,解放后是各种社会运动……

现在想想,父亲不入党不当官,起初可能只是一个朴素的想法,但是后来逐渐熬成一种朴素的智慧。如果父亲入党又当官,父亲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我出生在文革爆发的那一年,而文革的空分厂当时也是浪潮汹涌,空分厂的老厂长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文革结束以后,打死老厂长的造反派被抓起判刑,其中一个我还认识,平时看起来非常憨厚老实,没想到年轻时真的会那么穷凶极恶。

父亲的安于平凡,换来了一生的平安!可能最初的决定,就是父亲被分到兵工厂的那一刻!在家务农的父亲,经历一种巨大的转换,成了一名工人,于是父亲对技术的沉迷,超过了一切!反过来,技术保佑了父亲一生的平安。

父亲的荣光

父亲尽管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在父亲的56岁那年,却一夜成为全厂的名人。父亲常年放羊一样地教育孩子,终于结出了硕果”——我在1984年考上了复旦大学,是空分厂三千子弟中的独一份。

写到这里,我其实难逃自吹自擂的嫌疑。空分厂的子弟,在我之前,也有干部的儿子考上清华的事情,但这一次不一样,是普通工人的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结果就是工人们不停地对父亲表达他们的敬意和羡慕,父亲每天上班与下班的路上,不停地有人与父亲打招呼,不停地回应别人的问询。

但值得书写的,是父亲在此后的态度。我上大学这事,对父亲好像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是那样笑眯眯地过着他的日子。估计不少人会问父亲教育孩子的心得,而父亲会说两个字:不管!最多五个字:什么都不管!

其实,父亲对我一直期望不高,我高考前曾问过父亲,我考成什么样他会比较满意?父亲说考个中专就可以,考不上回来接我的班!在父亲眼里,上大学也就是上班的前奏,最终,有一个职业,有一个饭碗,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感觉到父亲最在乎的是我的健康,只要我健健康康就一切都好。父亲最得意的事,经常给别人讲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我的学习,而是我从出生以后到上学就没再进过医院。但父亲可能忘记了我小时候,磕伤昏迷被抱到厂子医院的事情了,可能在父亲心中,厂子的医院根本不叫医院,市里的才叫医院,我确实在上大学以前,一次也没有去过!

2015年,父亲还有最后的一次荣光。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

父亲在颁发范围之内,属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GCD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健在的老战士”。后来知道,参加过抗日的老兵,能有这种荣誉的,开封市只有父亲一个人了。

平凡的父亲能给我们什么?

我父亲是在2017年年底去世的,去世得非常突然。而我在父亲去世之后,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平凡的父亲们能给孩子什么呢?

父亲不是官,给不了我权势!父亲是一个退休工人,也给不了我金钱方面的帮助!父亲也没有文化,对于仅仅读了一年私塾的他来讲,任何的知识、经验和指导,对于我来讲,都可能是没有作用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过著名的三喻文化,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要而言之,前喻文化指的是年轻的要向年长的学习,后喻文化则倒过来,年长的需要向年轻的请教,并喻文化是指不管什么年纪都要一起学习。

对于六十年代生人的我们这一代,可以说真正开启了中国后喻文化的时代。我们要教父辈如何用电器,如何用电脑,如何用手机,如何用微信。面对巨大的时代变迁,我们不仅比父辈更有文化,更有财力,甚至更能办事,相对更有权势。我们越来越有出息,则越来越衬托出父辈的渺小

但当父亲去世之后,我发现以上结论都是错觉。尽管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似乎可以高高在上,回望故乡,但父亲还是在无意之间,给了我最后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

这发生在我25岁的时候。对于身处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来讲,25岁意味着已经到了晚婚的年纪,可以不经领导批准登记结婚了。而能够结婚当时则意味着有了分房资格,运气好的话,可以分一套房子,在北京安家立业了。

但这没让我激动多久,面对现实,囊中羞涩的我,第一个想法是回家让老爸为我未来的结婚攒钱。当我回家大大咧咧提出这个要求后,父亲笑眯眯的,但略带愧疚地说:不行,你要自己攒钱结婚。

我先是震惊,后是失望地回到北京,开启了第二次斩断脐带的心灵路程。现在回想,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的教育:你要自立。

当时年轻人结婚比现在的压力小多了。但如果依靠自己的话,还是要努力一番。我经过努力,完成了这一目标。我真的自立了,虽然不情愿!

致平凡的父亲们!

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是在2017年。当时的父亲已经快90岁,不仅身患老年痴呆,半瘫痪在床,每天要睡16个小时,二姐给他喂饭时都闭着眼睛。

我回家看望老父亲时,能感觉到父亲生命的灯就快要熄灭了。我回去就是要和二姐商量我父亲的后事要怎么处理。

当我见到父亲时,父亲依旧闭着眼睛,当我呼喊他时,他的眼睛忽然就睁开了,并慢慢开始放出一种难得一见的光芒。爸爸的嘴唇哆哆嗦嗦,呼喊着我的小名。那是我十分熟悉的声音,也正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一个平凡的父亲能给孩子什么了。

对于一个平凡的父亲来讲,他可能不能给你权势,不能给你金钱,不能给你知识,不能给你指导,他给你的可能只有爱,还有一份深藏在心中的惦念。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还能唤起一份记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父母都记得你是他的孩子。

今天(616日)是父亲节,尽管它是一个西方的节日,我还是想写下这篇文字,来纪念一下我平凡的父亲。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所面对的,可能都是平凡的父亲。真正能让我们骄傲的父亲,并不多见。

我们从小被灌输,不要生活在伟大父亲的阴影之下,要一代更比一代强。但其实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很想有一个伟大的父亲。自己往往只有在绝望时才能真正的自立。而当过半百,发现年轻时的梦想一个一个都没能实现,自己不过也是一个平凡的父亲时,那种悲从中来的感受,是无法言说的……

写到这里,我有点开悟出来父亲节真正的意义了:

父亲节其实就是平凡父亲们的节日!对于伟大的父亲们来讲,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节日,让人们来纪念他。而对于平凡的父亲们,只能有一个日子,扎推儿过一个节日,让孩子去祝福他,纪念他!

有人说,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这世界上再没有人能记得他。这其实真是一种残酷的真理。现在想想,其实这句话从最深处击中了我的内心。于是我就拿起了笔,为我平凡父亲,写下一点文字,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同时致所有平凡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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